對一個老外而言，宋耿郎「放棄」念博士的故事反映出西方和東方人對教育的不同價值觀。以我為例，雖我獲得四年的獎學金在紐約市著名的The Cooper Union念工程系，但我畢業後，沒有成為工程師，反而從事記者、消防指揮中心人員、調酒師以及高中棒球賽裁判，接著更來到台灣學中文兼擔任記者。就像宋耿郎知道他不想繼續讀書，我讀大學時早知道我永遠不要當個工程師。既然如此，我該換學校嗎？該將獎學金給另一個想當工程師的學生嗎？有些人可能覺得我如宋耿郎一樣「浪費資源」，但浪費自己的人生不是更可惜的嗎？
在美國，越來越多的學生的學習路線愈來愈彎曲。我父母一向支持我，但直到我下定決心到台灣學中文，他們當時覺得我不斷變化目標追著一個幻想不太合理，也有點懷疑我真的能學會中文。最終，我父母尊重了我到台灣的決定，也許是因為父母始終教我，沒有任何經驗算是好的或者壞的，反而所有的經驗都一樣，讓我們更加瞭解我們人生的目標。宋耿郎以後會否成功，我們都不知道，而且，這不重要。至少，他發現了他想要改善他自己，想要勇敢地挑戰中華的傳統文化，試著控制他自己的命運。
十幾年前來到台灣追著夢想的我，後來成為了一位高中老師。這本來不是我最理想的工作。其實，我最大的夢想一直是，總有一天會有中文報紙願意刊登我自己用中文寫的文章。顯然，這和我原來念的工程系沒有關係。要不是我沒有乖乖地沿著已經被我決定的學習路線，也許我可能無法和貴報讀者分享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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