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年我常常半夜聽到電話就心驚，深怕是台中的母親打來告知父親有危險，快快趕回來。那些年有事出國，總是無法安心。有一回是剛下了飛機，和人才見面要談事情，就接到妹妹說父親病危，快快回來。
前不久為了《台灣文學朗讀》訪問奚淞，談及他的創作，是緣於母親生病之際，他一個人面對死亡，驚慌失措，只能手繪觀音，掛在母親病床之前，讓插管而無法言語的母親可以看見，感到安心。
他說，那觀音像一掛上去，彷彿整個病房的氣氛都改變了。護士會來問：啊，是你的兒子畫的？這觀音真好啊…。人與人，彷彿不需要言語就有了一種互相感知的情感，眼神與微笑都可以安靜交流。這觀音畫像陪伴他和母親走過最艱難的時光。
他說出的剎那，我忽然想起自己的父親。父親由於阿茲海默症而逐漸失去記憶，最後因跌倒而住院，長期進出急診室醫院，那時他也是因為插著喉管而痛苦不堪，想到當初如果我懂得為他掛上一幅觀音畫像就好了。
然而，我們都未曾準備好如何接受生死這一課，當它來臨時，我們才懂得那是何等的煎熬和掙扎。
那幾年我常常半夜聽到電話就心驚，深怕是台中的母親打來告知父親有危險，快快趕回來。那些年有事出國，總是無法安心。有一回是剛下了飛機，和人才見面要談事情，就接到妹妹說父親病危，快快回來。還有一次是剛要去機場的路上，接到電話，我只能轉頭改訂隔天班機。
然而，父親一直掙扎在生死的邊界。頭部跌倒的傷開刀稍稍好一點，肺部又有積痰，要插入抽痰。那是極為痛苦的過程，他無法言語，不斷掙扎。而我們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來，他想不想活下來。一切只能聽著醫生的說法，彷彿我們不應該放棄最後一線的希望，放棄會讓自己充滿罪惡感。可是這一線的希望，對他是何等的痛苦。
最艱難的是我們不知道如何面對生死的抉擇。父親最後的階段，我們感覺他可能失去活下來的希望了，想拔管，可是，我們只是一個人，憑什麼決定一個人的生死？可是如果不拔管，他只是在受苦，我們憑什麼讓他受更多的苦？
我還記得，那些苦思而不得其解的日日夜夜，父親徘徊死生邊緣，而我也陪他在死生邊緣低迴。幾日之後，有一天早晨刮鬍子才發現自己頭髮忽然灰白大片。
最後我只能靠著寫作，來對抗這生死之戰，讓父親的病苦折磨變成一種寫作的動力，讓我們沒有被那磨人的阿茲海默症的遺忘、麻木和死亡，所打敗，擊垮。
今年春節回家，看著父親的遺像，我回想整個過程，竟有一種感恩之心。若非父親以他長年的磨難，不斷提醒我要對抗遺忘，我會這麼堅持地寫下來嗎？如果不是死亡的近身糾纏，長年的凝望著死亡一步步帶走父親那鮮活的生命，那一生奮鬥的記憶，我會如此悲哀無力，只能用寫作來對抗死亡嗎？而他拖得那麼長的時間，受了那麼多的苦，如果不是寫作，我能不能支撐下來？
去年的除夕之夜，我倒了一杯酒，去樓上祠堂裡獻給父親。往年他在病中，自是無法喝酒，現在既已脫去肉身，我便想像他仍可以喝酒了。於是奉上一杯酒，我獨坐4樓的祠堂裡，陪他小坐片刻，說一說話，一如我的祖母在祖父過世後，會在祠堂裡和他說話那樣。是那時候，我才想到，他用了他的病苦，教會我如何對抗遺忘與死亡。我焚香告訴父親，去年這書在台灣出版，今年也以《一百年漂泊》之名在大陸出版了，請安心吧。
是哪一個作家說過的，「真正的死亡是你從人們的記憶裡，徹底被遺忘了之後，就真正死亡了。」而我和父親一起努力過，一起對抗了死亡。這才是他一直掙扎，徘徊在冥河邊緣，「流浪生死」的原因嗎？
然而，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可以用寫作、繪畫，學習面對死亡這一課，然而更多的人呢？
台灣逐步走向高齡化社會，大陸也一樣要由少數的年輕世代，承擔兩、三個世代的生死艱難，或許，我們該研究的不僅是長期照顧的社會福利制度，更需要的是從心理上學習面對生死這一課吧。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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