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處分源起於北市某女性議員向商業處舉發，龍山寺地下街似乎成為俗稱「紅包場」的歌舞廳，承租單位涉嫌違反租用契約。經判定成立，市場處遂宣布終止合約。事實上，該「紅包場」設備陽春，收費低廉，吸引龍山寺公園地上的邊緣人物，不時轉入地下消磨時間，因此惹惱從來歧視「遊民、流鶯」不遺餘力的該名女性議員。
台灣有三寶，狗屎、電話詐騙、Ｘ九九吃到飽。但就住民和流動人口的成分而言，萬華有三多，「流氓多、遊民多、流鶯多」。流氓幾乎全是在地角頭，自有一股安定勢力，即使貴為議員也惹不起，敬而遠之為妙。但對付手無寸金寸鐵的遊民、流鶯，議員大人便虎虎生風了，才會發生兩年前的潑水遊民事件，以及懸掛「拒絕伊拉客」的反流鶯看板。這回滿心企圖淨化龍山寺地下街，心態如出一轍，並不意外。看準吃定萬華的遊民、流鶯多非本地人，宣傳醜化之、立法驅逐之，想當然必獲當地商家喝采，連任的選票、獻金的鈔票就會滾滾而至。幾年前，該議員主張官方頒授「遊民證」，限制其他縣市或區域的遊民，包括乞丐進入萬華。等於是說，遊民、乞丐只能於設籍所在地盤旋遛轉，禁止跨越其他縣市或區域。
天哪，竟還有畫地設牢的「流浪」，果真如此，台灣就要改寫世界的宗教史、文學史了。遙遠自釋迦牟尼、耶穌開始，流浪即屬於宗教的啟示歷程，被賦於崇敬的意味。至於文學裡頭的流浪，更是人性的追尋旅程，被賦於浪漫的體驗。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落魄歐陸四年，以打零工餬口的貧困生涯，徹底實踐他反抗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日本作家tsuji jun，六十歲死前的十二年間，更完全把自己變成一個廢人，行乞浪跡各地，最後活活餓死，留下淨土思想兼容社會主義的淒美虛無色彩。
保守人士詬病責難，流浪人（因不乏女性，故如此稱之）不事生產，同義於怠惰者。但從昆蟲社會學的角度學習觀察，怠惰也有其正面的意義。一窩螞蟻巢或蜜蜂巢內，並非全數的工蟻、工蜂都同時間從事勞動，有的反應閾值低，工作積極；有的反應閾值高，工作消極。因為勞動必定消耗資源，甚至掠奪資源，所以在外部採集食物豐欠與否的制約情況下，一定比例的工蟻、工蜂便成為怠惰者，晾在旁邊做壁上觀，狀似冷漠坐視，其實珍惜資源。大自然的造化安排，合情合理。
常常路經萬華龍山寺公園，目睹形形色色色的流浪人，心裡總會萌生自我羞愧的感覺。流浪人隱沒了過去，清澈了未來，拒絕參與鬥爭喧囂的資源分配。我們的所得所有，多少部分來自他們緣由不足為外人道的拋卻放棄？卸除偽裝、矯飾，掙脫生產秩序的身分階級，回復天地渾成的初衷狀態。流浪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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