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9日 星期四

太史公與孔子覿面相逢 薛仁明 聯合報2013.09.19

〈孔子世家〉的慘遭圍剿,外表看來,是這些學者考據功夫了得,既擅於蒐羅,又長於耙梳……在骨子裡,卻只是假藉考證的手段,宣洩了儒者長久以來對司馬遷的不滿……
《史記》的〈孔子世家〉,寫得好嗎?
歷代寫史,公認《史記》第一;歷代人物,也鮮少有人可與孔子相比肩。按理說,司馬遷寫孔子,等於是最極致地高手看高手、大師記大師,精采可期呀!更何況,《史記》引《詩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句,表達了對孔子「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無比敬意。憑太史公過人的史才與史識,兼又對傳主無限之崇敬,如此〈孔子世家〉,焉能不好?
可怪的是,自某個年代以來,這卷書前半,亦即孔子周遊列國那十幾年以及更早時候的諸多記載,卻被一群學者大肆批評,且批評得近乎體無完膚。影響所及,後人遂逐漸輕忽這卷〈孔子世家〉,也慢慢對裡頭的記載多有生疏。於是,後來我寫《孔子隨喜》,援引了不少〈孔子世家〉的記載,許多雅好孔子的朋友讀之歆喜,但同時,卻又不禁訝異:有這等故事,我怎麼都沒聽過?
舉個例吧!
有一回,孔子前往衛國,途經蒲邑,恰逢公叔氏占領蒲地以叛衛,於是,公叔氏堵住了孔子一行。此時,有弟子公良孺挺身而出,拔劍相鬥,拚搏之猛烈,讓蒲人頓時心驚,態度遂鬆軟了下來;最後,在蒲人要挾之下,雙方訂定盟約,約定孔子絕不可前往衛國,這才終於放行。結果,一出蒲地東門,孔子便完全不管啥盟約,頭也不回,就逕奔衛國而去。子貢不無困惑,問道,「盟約可棄而不守嗎?」孔子回說,「如此要挾所訂的盟約,是連神明也完全不理會的!」到了衛國,衛靈公出城迎接,劈頭便問,「蒲可伐乎?」孔子的回答,「可!」
在台灣,許多人因受過四書教育,對孔子都熟。但這故事,你去問問,十個倒有八個未曾聽聞。《史記》是甚等樣書?孔子又是何等樣人?〈孔子世家〉記了這麼大一樁事,大家卻幾乎聞所未聞,你說,這怪不怪?
問題的癥結,在於有一批人壓根不信這樣的記載。他們質疑,「要盟神固不聽,然既許之,甫出而即背之,亦聖人之所為耶?」接著,又一口咬定,「此乃戰國人之所偽撰,非孔子之事」。這卷書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子見南子」吧!《論語》裡頭,明白記著孔子見南子,也明白寫了子路的不悅與孔子的回應,這當然不好否認。可真正見面的場景,《論語》沒寫,《史記》卻記載著,「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可如此一記,學者就忍不住高分貝質問了,「不知史公何據而云然也?」更有人以近乎肅殺的口氣罵道,「馬遷誣聖,罪在難寬!」
呵!瞧這口氣!
就這樣,〈孔子世家〉的前半卷,這班人你一句「此誤說」、我一句「必無之事」、他一句「刪之可也」,偶爾,再傳出一聲厲喝,「何妄之甚!」嘿嘿!如此輪番重批之下,《史記》這卷書,遂成了幾無可信的不堪之作。於是乎,被批駁到面目全非的〈孔子世家〉,從此便為士林所邊緣化,慢慢也乏人問津;關心孔子的人,也開始不太讀此卷文字。原本精采可期的高手看高手、大師記大師之作,竟淪落到與《史記》的盛名全然不相稱的尷尬地位,這可真是始料未及呀!
可問題是,他們罵得對嗎?
這麼說吧!如果,〈孔子世家〉果真寫得如此荒腔走板,按理說,早在《史記》成書之際,在漢代獨尊儒術的環境下,就該備受撻伐了才是。畢竟,漢代離春秋末年近,他們對孔子的印象,肯定比後人清楚許多;司馬遷倘真「恣意竄改」,又焉能逃過非議?況且,《史記》這書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確,漢代士人也多視之為「謗書」,想在書裡挑刺的,恐怕是大有人在;《史記》裡的黃老氣味,又素來不為儒生所喜,因此,〈孔子世家〉假若錯謬百出,他們又豈能輕易放過?
結果,漢代固然有揚雄責備司馬遷「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又有人批評「《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但這都只是大方向上的歧異,即使楊雄,都仍稱許司馬遷有「良史之才」,也佩服其「善序事理」,還說《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並沒有人直批〈孔子世家〉記載訛誤,更沒有後代那樣地逐條駁斥。
於是,到了南北朝,有裴駰作《史記集解》;到了唐代,又有司馬貞與張守節先後寫了《史記索隱》以及《史記正義》,在後人統稱的這「三家註」裡,此卷〈孔子世家〉,依然是一派海晏河清。三家的註解,既沒那麼多滔滔議論,也沒啥對太史公的詆毀與非難,純純粹粹,就是最尋常的補充與說明,讀了,只讓人覺得天清與地寧。
這樣的天清地寧,過了唐代,其實又維持許久。儘管有儒者始終對這卷〈孔子世家〉心懷不滿,但真正迎面痛擊的,卻是絕無僅有。直至清代的乾、嘉年間,先前近兩千年的清寧局面,才算徹底丕變。眾所周知,乾嘉之際的考據學問極其鼎盛,有一群學者竟日尋章摘句,戮力於典籍的考證與辨析。其中,有崔述、梁玉繩等人,對〈孔子世家〉意見極深,他們口誅筆伐,或呵或斥、或批或駁,一時間,如槍刺、如劍砍,幾乎把司馬遷那前半卷給抹煞殆盡。到了清末民初,疑古之風大盛,又有一群後繼學者,人數更多,聲勢更壯,但見他們紛紛援引崔、梁之見,慷慨激昂、批聲四起。在這群人轟然應和之下,對此卷書的嚴厲批判,駸駸然成了學界主流。於是,〈孔子世家〉宛如身陷十面埋伏,放眼望去,矢石如雨,從此危矣、殆矣!
〈孔子世家〉的慘遭圍剿,外表看來,是這些學者考據功夫了得,既擅於蒐羅,又長於耙梳,整理比對之後,抉隱發微,總算將司馬遷所犯的謬誤一一糾舉了出來。然而,這樣的圍剿,在骨子裡,卻只是假藉考證的手段,宣洩了儒者長久以來對司馬遷的不滿。如此考據,乍看持平,其實多有情緒語言;看似客觀,卻處處聞得到硝煙之味。
儒者對司馬遷不滿啥?
司馬遷好儒,可又喜愛黃老。偏偏打從漢朝起,就有儒生一直敵視黃老;越是純儒,排斥黃老就越深。這樣的排他性,自宋明以降,越演越烈;尤其明清已成正統的程朱理學,更動輒闢佛又闢老。當朱熹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之時,一方面將孔子無限地神聖化,另方面又不斷視佛老為異端。理學家越將孔子絕對化,他們就越敵我分明,打擊異己也越不手軟。事實上,這些理學家平日極認真、極嚴肅,其為人之剛健,實實令人尊敬;其行事之正直,也不禁令人佩服。可他們過度以真理自居,只要面對異己,口氣就常無容赦。他們總自覺天下之美盡在於斯,其餘皆不足為觀,因此,極自負、好罵人,門戶之見也最深。但凡與人爭論,動輒無限上綱,輕易就流於意氣。雖標榜「群而不黨」,卻常常黨同伐異。他們雖強調「溫良恭儉讓」,卻比誰都容易忿忿不平。他們更一向以天下為己任,卻屢屢又最容不了別人。
這樣的理學氛圍,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那一輩的考據學者,或多或少,都沾染了如此習氣。「不幸」的是,太史公恰恰與這拘閉的習氣離得最遠;他既愛儒,又喜黃老,如果活在後代,肯定也對佛教多有好感。太史公胸羅萬物,喜多愛廣,啥事都有興味,啥人也多有喜愛,甚至,連尋常儒者不屑一顧的遊俠、刺客者流,他也同其呼吸,多有愛惜,還情真意切地為其立傳。這樣的太史公,其眼裡的孔子,自然與一本正經而又拘閉排他的純儒大相逕庭。
太史公的視野遼闊,所立足處,其實是整個華夏文明的最源頭。換言之,司馬遷的格局,正是諸子百家尚未「各得一察焉以自好」、《莊子‧天下篇》也還沒慨嘆「道術將為天下裂」之前中國文明原有的那種溥厚與渾然一體。因為這樣的溥厚與渾然,太史公既心儀《論語》所記的聖人,也喜歡《莊子》所說的孔子;其他諸如《禮記》、《列子》等等,他都心知其好,廣採博納。若依純儒來看,孔子這些不同面向,不僅彼此矛盾,更是極大的扭曲。但對太史公而言,孔子如此的吞吐開闔與氣象萬千,才真讓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呀!
於是,太史公筆下的孔子,就是一個面貌豐富而又極度鮮活的真實人物。這樣的孔子,不僅是深湛於六經的恂恂儒者,更是個對未必同道之人(譬如老子)也多有禮敬的閎闊之人。他學識淵博,更極富生命經驗。他曾經犯錯,也不時猶疑。年輕之時,曾有老子嚴厲批評過他;到了晚年,也還有弟子不客氣地質疑著他。孔子知禮守禮,又極嚴正,可與人相處,卻是一片和悅之氣。單單看孔門師徒的那一派興發,兩千多年後,我們都還忍不住地想當當他的學生。孔子當年,就喜歡與各色人等說話。各地有諸侯,有賢大夫,有避世之人,有忠奸難定者,有備受爭議者,甚至偶有惡名昭彰者,都會想與孔子見一見,也和他多談談。孔子就這麼與世人聞風相悅,因此,他不閉鎖,更不排他。
孔子是非嚴明,卻從不拘泥。他的某些言行,即使子路與子貢,一時間,也不免會多有疑惑。畢竟,孔子太大;太大的人,就不好懂。因此,孔子雖說備受尊崇,卻也經常受到誤解;許多人歡迎他,但也不少人疑忌他;他曾經風光過,也幾次狼狽過。《史記》寫孔子狼狽的模樣,很可愛的。《史記》又寫孔子的數度遭困受厄,甚至險些沒命,也都寫得非常動人。孔子畢生最在意人世間的大信,但前述在蒲地所訂的盟約,他卻完全不縈心懷。因為,孔子凡事擒得住,也托得開,所以,他從心所欲,不逾矩。
司馬遷正是一個擒得住又托得開的厲害角色。大致而言,擒得住,是人道;托得開,則是天道。後儒鮮少有太史公「通天人之際」的本領,總覺得司馬遷寫的孔子多半可疑,後來,又漸漸轉成了憎惡。乾嘉以來,儒者在這樣的憎惡情緒下,藉著考據之名,一步步把〈孔子世家〉打趴了;但弔詭的是,這批神聖崇高的儒者所建構的「孔家店」,在五四之後,也幾乎土崩瓦解了。五四的「打倒孔家店」,雖音聲清亮,多有朝氣,但是,的確也冤枉了不少真正了不起的儒者。至少,孔子就絕對不是「孔家店」那種拘閉而酸腐的模樣。不信,大家去讀讀太史公寫的〈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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