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撿財，嘿，那就難說了，當運鈔車掉落的滿地現鈔在鬧市裡突現眼前，如此接近，如此混亂，誰敢保証自己不會貪念暴漲而動手動腳？
發生於去年底的香港「運鈔車撿鈔案」陸續開庭，有人入獄，有人緩刑，法官自有專業的法理考量，然而不管刑罰是輕是重，法官於判刑時皆提出不可謂不嚴苛的訓斥言辭，「瘋狂」、「危險」、「無理性」、「無法無天」、「目無法紀」， 諸如此類，乍聽還以為犯罪者是什麼十惡不赦的汪洋大盜，但，當然不是，他們或只是有妻有兒的城市中產，或只是月薪港幣六千元的六十八歲清潔工，接下來，受審的很可能還有家庭主婦、年輕情侶和失業少年，天降橫財頓變天降橫禍，生命路途由此扭曲。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閱讀新聞時會暗起焦慮？
假如那是殺人或綁架或搶劫罪行，新聞就只是新聞，畢竟太遙遠，普通百姓不太容易對號入座，很難想像自己有朝一日會陷入如斯罪惡深淵，那些都只是「異常」狀態，受到威脅的是「我們」這些好人，「他們」那些壞人理所當然地應被重罰與重責，我們完全沒有焦慮的理由，反之可能感到高興，壞人被抓走了，真好。
可是路上撿財，嘿，那就難說了，當運鈔車掉落的滿地現鈔在鬧市裡突現眼前，如此接近，如此混亂，誰敢保証自己不會貪念暴漲而動手動腳？印象中，法官在審判貪官瀆職或權貴斂財或內線交易之類案件時甚少用到這類嚴重斥詞，反而許許多多涉及金額數以千萬計的商業罪行被喚為「智慧型犯罪」，多麼高階，多麼神聖，無人理會它們曾讓多少善良百姓蒙受嚴重損失。
所以，閱讀運鈔車撿鈔的審判新聞，我們不僅焦慮而更是憤怒。升斗市民冒犯的原來不僅是法律，而更是法官眼裡的「道德」。我們亦難免聯想到伊朗導演阿巴斯的成名作《特寫》。
話說一九八九年的伊朗雜誌《Sorush》刊登了一篇文章，指一位叫做薩巴奇安的男子冒充導演馬克馬爾巴夫，到一個阿漢卡夫人的家裡白吃白喝；稍後，騙局拆穿，薩巴奇安被捕，雜誌記者跟進報導，把他描述為貪婪違法的瘋狂人物。阿巴斯讀了文章，極有感觸，跟各人取得聯繫，並成功說服法官讓他把審判實況拍錄下來，透過他的鏡頭、剪接、訪談，用「docu-drama」的紀實和戲劇混合方式把案件的來龍去脈呈現於菲林之上。
於是，觀眾看見的非僅是貪婪而更有其他。說來確是戲如人生：薩巴奇安是個離婚窮漢，失業，沒錢照顧子女，但他是戲迷，更是馬克馬爾巴夫的粉絲，剛好在路上認識阿漢卡婦人，聊及電影，一時虛榮，冒認導演，遂獲邀吃飯，跟阿漢卡家庭成員盡興談天，甚至在熱鬧氣氛下，盛情難卻地答應讓她的兒子參演新片。一切由第一個謊言而起，之後是另一個謊言，再一個謊言，重重疊疊，騎上了虎背，下不來了。
阿巴斯介入後，峰迴路轉，薩巴奇安向法庭發誓永不再犯，阿漢卡家庭亦原諒了他，撤銷控告。正牌導演馬克馬爾巴夫也出手相助，騎著電單車，買了蛋糕和花，載阿巴斯往找阿漢卡夫人鞠躬致歉。和氣收場，電影在淡淡的哀傷與喜悅裡，淡出。
記者看見貪婪。法官看見貪婪。原告看見貪婪。但阿巴斯用理解的眼睛看見了貧困、誘惑、尊嚴、面子、人情，以及這一切背後的無奈與悲哀。裁判容易，理解卻難，藝術家往往是更周延的法官。（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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