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唐君毅所刻畫的「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這些文化人散落在台灣各地，但並未枯萎，反而落地生根，靈根自植，成為文化燈火的傳承者。
導演李安的父親李昇是江西德安縣烏石村人，早年在西洋學堂啟蒙，讀江西一中，繼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抗戰時他在四川就讀南京幹校，畢業後考取高等文官考試，擔任過江西省崇仁縣縣長、江西省民政廳專員等。由於他的家族是地主、商人，共產黨來了會被鬥爭，李昇又有文官的背景，於是決定離家逃難。
1954年生在台灣的李安，取名就是為了紀念他的家鄉德安，和搭來台灣的貨船「永安號」。
剛到台灣的時候，李昇沒有工作，靠著朋友的介紹，到台灣最南端的屏東潮州中學擔任教務主任，而後再轉到台東女中、花蓮女中，再到台南二中、一中，就這樣為教育奉獻了一生。不只是他，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在教育界尋求一塊安身立命的地方，呂佛庭在台中師範、王攀元在宜蘭、李仲生在彰化女中、齊邦媛在台中一中等。
1949年兩岸動盪年代，遷徙來台有120幾萬人，其中60幾萬是軍人，而30幾萬人原是大學老師、文人、作家、公務員，而當時台灣的高等學府只有台大、台中農業學校（後來的中興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後來的成功大學）等，這些學養俱佳的知識分子值此亂世，無處可去，只有高成低就，到台灣各地先謀取教職，求一個生存的工作再作打算。
像唐君毅所刻畫的「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這些文化人散落在台灣各地，但並未枯萎，反而落地生根，靈根自植，成為文化燈火的傳承者。他們不僅是傳知識，而是傳承一種人文精神、文化理想，特別是他們歷經八年抗戰、國共內戰，戰爭使他們充滿憂患意識，懷著難以言說的歷史使命，在一個小小的校園裡，傳著文化燈火。那孤臣孽子的心念，那生命流離的情懷，那家國奉獻的志氣，那花果飄零的孤獨，是高中時代的自己經驗思想所難以理解，卻已分明感受到的感性而深刻的印記。
我每每念及在台中一中讀書時，受到了師長的啟蒙，即深感幸運，因為人文的傳承不只是來自知識，更是生命典範。因為師長的教育，我總覺得那時的學風和現在考試、升學、交學費、取學分、拿文憑的學風有本質性的差異。
這使我想起中華文化裡的書院精神。從唐朝傳承而下，大盛於宋、明的書院文化，一直是人文教育傳承的所在。舉凡一個地方有了書院，它的文化社會風氣就會有所改變。而書院也成為文化傳承的命脈。不僅中國人移民海外會在僑居地建書院，在海外有成就者也會回家鄉辦教育。廈門集美的陳嘉庚回家鄉創辦小學、中學、職業學校到廈門大學，即是一種典範。
而台灣從1684年在台灣府（今台南）設西定坊書院開始，從南到北開設60餘間書院。像鹿港的文開書院，有清一代，造就了8位進士、16位舉人、百餘位秀才，藏書有2萬餘部、30幾萬冊。鹿港文風之鼎盛，它造就的台灣文化、政治、經濟上的名人，更不可勝數。書院文化對地方上不僅有移風易俗的作用，更可以影響長遠，澤及後代子孫。即使是鹿港商人，都仍有一種儒商的傳統，以仁道的精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造就不同的企業文化。
近世著名的例子即是香港新亞書院。1949年，錢穆結合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決定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一開始非常困窘，還特地來台請蔣介石贊助而得以開始，感嘆「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的唐君毅則在此尋到了一塊可以開始傳承之地。新亞書院開展成現在的香港中文大學，這豈是創辦時所敢想像的？
同樣地，1949年流離到台灣的文化人，又豈能想像，飄泊者的傳承會成就台灣的文學、藝術、經濟發展的風貌。
現在台灣雖然處於政治風暴，但長遠看，逆著教育文明原則者，必將成為歷史恥辱的印記。而為教育所奉獻者，即使微小，如一個地方的書院，然而它所培植出來的文明種籽，卻會落地生根，成為未來的一棵大樹。
受邀來海滄參加書院文化研討會，想起1949年的渡海傳燈人，想到新亞書院的精神，想到現在的兩岸文化，心中清楚明白，誰是書院精神的繼承者，誰就是文化傳燈人，所在之處即是精神的家園。而政治人物，俱是百年逆旅的過客而已。（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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