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我們稚嫩的民主幼苗一直被自我侮辱的語言蹂躪。對照上月兩位中國大陸遊客在德國國會大廈前拍照留念時，只因採取納粹舉手禮的姿勢，被當地守衛目睹過程，隨即被逮捕起訴。
近日母校校園發生一場不平靜的事件。原本只是單純場地外借引發的問題，因租借單位的特殊身份，竟再次引發網路社群裡撲天蓋地「支那人滾回去」的謾罵。
這種帶有日本軍國主義辱華符號的仇恨言論，在每次相關爭議中不斷上演，顯示我們稚嫩的民主幼苗一直被自我侮辱的語言蹂躪。對照上月兩位中國大陸遊客在德國國會大廈前拍照留念時，只因採取納粹舉手禮的姿勢，被當地守衛目睹過程，隨即被逮捕起訴。二戰後德國痛定思痛反思歷史，嚴格處理類似「Sieg Heil」的作法，是否值得吾人慎重參考？
▍昔日戰爭的陰影
在歐洲，經歷過德國納粹的反人類屠殺惡行之後，各國對種族仇恨議題的管制非常嚴厲。德國及奧地利等多國皆制訂法律，嚴禁使用任何具有納粹象徵意義的標記符號、標語和徽章，不許宣傳納粹思想、美化納粹戰犯、懸掛納粹旗幟和口號，以遏制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再度萌芽，防止過去瘋狂屠殺的歷史悲劇重演。德國刑法第7章「Crimes Against Public Order」第130款「Agitation of the People」就明訂，對特定群體的仇恨言論、侮辱特定群體人權，將被處以3個月以上、5年以下的監禁。
其實，納粹舉手禮最早可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而德文的「Sieg Heil」直譯也不過就是「勝利萬歲」，然而這些原本中性的標誌、口號都因沾滿了血腥的納粹記憶，而被戰後德國的法律嚴格禁止。
二戰後，雖然戰勝國主導了對納粹高層的「紐倫堡大審」，但對於參與集中營謀殺暴行的醫生及中層軍官，德國政府並未積極面對。甚至如2014年的德國電影《謊言迷宮》裡所述，當時政府裡仍不乏對納粹同情的勢力。《謊言迷宮》電影記錄德國司法部門不畏壓力勇於尋求真相的過程，其中關鍵人物是位鍥而不捨的菜鳥檢察官Johann。他偶然間得知一位集中營倖存者控訴當年迫害他的納粹黨員，如今竟高枕無憂地在學校擔任教師，從此展開了漫長艱難的追究刑責過程。他希望「讓所有的謊言、所有沉默，一切都到此為止」，希望受害者的聲音不要被遺忘。在種種勸誘、威脅不要掀開歷史瘡疤的壓力下，他最終蒐集到足夠證據，促成了對納粹暴行最仔細與沈痛的「法蘭克福大審判」。
▍作為種族歧視的「支那」
遲至今年8月13日，日本戰敗紀念日的前兩天，日本放送協會電視台（NHK）播出《731部隊的真相──精英醫學研究者與人體實驗》紀錄片，發掘日軍在二戰期間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的滔天罪行。在20個小時以上的認罪錄音裡，真實還原了日本政府一直不願面對的醜陋歷史。原來二戰時納粹德國在集中營的種種「低溫、凍傷、細菌、毒氣、活體解剖」等反人類實驗暴行，日軍一樣也沒少做過。如果說二戰時德軍以猶太人「不適合生存」來正當化其殘忍暴行，日軍則是以對待下等「支那人」的優越心理來幹類似的勾當。
在維基百科的條目中也顯示：1946年二戰結束後，盟國最高司令部的調查指出「支那」稱謂含有貶意，要求日本政府不得在公文和公開場合使用該詞。同年，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國內公文書中不可使用支那一詞，有日本學者宣告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
所以不管「支那人」的歷史脈絡為何，經過日軍劊子手的血腥暴行之後，使用類似這樣的侮辱性字眼，都有宣傳、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助長右翼極端主義的嫌疑。都應該以德國為借鏡，對這類危害人權的仇恨言論立法管制。
如電影《謊言迷宮》裡所述，當各種壓力湧入法蘭克福檢察署，施壓檢察署不要「戕害德國稚嫩的民主時」，總檢察長挺住了。他說，「對納粹的審判不是毒藥，隱瞞真相才是毒藥，才會毒害德國的民主。」也由於這場大審，所有引而不宣對納粹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同情態度才銷聲匿跡。
今年6月底，有鑑於網際網路時代，極端言論有了貌似匿名的偽裝，更容易在網上發酵，形成愈來愈激進瘋狂的言論，甚至發展為危害族群和平公共秩序的行為，因此德國又通過一項網路監管法律（Netzwerkdurchsetzungsgesetz），規定用戶在 200 萬以上的社群媒體，必須對明顯違法、種族歧視、仇恨言論等發言負責把關，在 24 小時之內刪除這些文章或評論字句。如果逾時言論還在，最高可被處以5,000 萬歐元的罰鍰。
在歐美民粹政治當道的年代，以謊言、假新聞和懶人包撕裂社會的言論，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群媒體中屢見不鮮。德國這項新法律，希望力阻英美劣質民粹於國界之外。但且慢，以巨額罰金要求民間企業作為仇恨言論的守門人，會否有遭濫用而侵害民眾言論自言的疑慮？
▍言論自由應該保護仇恨言論嗎？
在美國著名法官波斯納（Richard Posner）看來，這是一個經濟分析可以幫助法律更加完善的例子。他認為「言論市場」（speech market）促進了意識型態的競爭、政治參與以及思想傳播，因此容許各種觀點的自由表達，包括不受歡迎的、甚至令人不悅的言論，有助於言論市場的開放與效率。因此，寬容的正面效益大於負面成本。並且，相較過去的社會而言，目前富裕及穩定的社會應該可以容忍更多的仇恨言論。
然而，廣義芝加哥學派的波斯納可能忽略了網絡社群媒體的影響效果。在新世紀的社群媒體裡，有更多非專業、欠缺自律的參與者湧入，多元言論的邊際效益遞減，而其負面成本卻遞增。以攫取私利而非發現真理為目標的政客，更好地利用了這個新時代的工具。去年的美國大選、英國公投，似乎都是民粹戰果的例證。
部分政客及網媒循民粹之道，以挑釁衝突攫取政治資本，在他們所支持的網站中，不乏出現各種辱罵及侵害人權的情緒性字眼，散播仇恨言論，增加社會群體中的不安與潛在衝突。但如果因此就對所有仇恨言論封殺，或學德國處以幾十億台幣的罰款，會否有失比例原則，將「嬰兒連洗澡水一起倒掉」？
如果要在多元言論的成本與效益之間取捨，就必須對仇恨言論有更嚴格的界定。牛津大學學者Caleb Yong曾在《共和》（Res Publica）期刊中發表的論文：「Does Freedom of Speech Include Hate Speech?」（言論自由包含仇恨言論嗎？）認為有必要將仇恨言論區分為四類，以不同的法律原則處理。其中最極端的言論，類似「支那人」這種以群體身份背景進行侮辱和心理傷害為目的、具政治意圖的針對性污衊（targeted vilification），根本不屬於言論自由。
台灣作為一個移民社會，跨族群的和諧相處得之不易。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的移民先來後到，各方互信互諒的穩定增長需要呵護。而放任網路社群媒體的仇恨言論氾濫，容易引發衝突事件的升級。因此，德國的反仇恨法及網路監管法律的經驗，值得珍惜和諧、尊重差異的各界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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