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中學事件涉及了兩種不同的符號邏輯，一是扮裝符號邏輯，一是創傷符號邏輯。在扮裝符號邏輯中，符號乃是可以自由移動、拆解、組裝與轉換的，符號可以脫離現實的指涉與歷史的限定，符號可以只是符號本身。
納粹符號為什麼碰不得？新竹光復中學事件搞得校長下台、老師隱退、社會譁然，但學生卻備感羞辱，甚至群情激憤要挺校長、捍校譽。這些被斥為「無知」的學生真的那麼無知嗎？
與其謾罵老師、學生無知，不如好好來看看他們的認知，到底哪一點出了錯。光復中學事件涉及了兩種不同的符號邏輯，一是扮裝符號邏輯，一是創傷符號邏輯。在扮裝符號邏輯中，符號乃是可以自由移動、拆解、組裝與轉換的，符號可以脫離現實的指涉與歷史的限定，符號可以只是符號本身。因此我可以扮成秦始皇，也可以扮成吳鳳，只要我喜歡；而當我扮成秦始皇時，未必就是讚許認同焚書坑儒，扮成吳鳳時，未必就是批判反諷漢人神話的虛構。
而學生們選擇希特勒與納粹軍，或許正因為其作為視覺符號本身的清晰可辨識—納粹黨徽，納粹軍服，小鬍子，敬禮手勢—孰人不知這是納粹軍、這是希特勒。「單就」扮裝符號邏輯而言，允為校慶遊行的上選。於是學生透過民主程序，票選出他們認為最符合扮裝邏輯的歷史人物。他們努力創作出紙板坦克、納粹軍服與旗幟，不論在整體造型設計、顏色搭配與動作編排上，都看得出他們集體勞動的熱情投入。但沒有得到掌聲，卻瞬間跌落地獄，整個社會逼著他們道歉認錯，他們卻自覺無辜。
學生的錯誤，乃是因為他們只熟悉扮裝符號邏輯，不曉得有些符號因巨大的歷史創傷記憶而無法移動、拆解、組裝、創造轉換，而納粹符號偏偏正是當代最具創傷沾黏性的符號。此創傷符號的沾黏性，有時讓語言無法言語、符號無法再現，甚至可將理性逼至極限，一踩一碰就宣判死亡。
猶太裔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僅因對納粹軍頭大審提出了「惡之庸常」的詮釋角度，排山倒海而來的責難，幾乎讓她無立錐之地，即便她本身也是納粹政權迫害下流亡美國的受難者。若回到最篤信扮裝符號邏輯的時尚界，日本設計師川久保玲曾因一款睡衣式洋裝，「貌似」納粹集中營囚犯繡上編號的囚衣而遭抨擊，急忙下架致歉以求自保；而曾如日中天的時尚大葛利安諾，因酒後一句「我愛希特勒」，立即被超級名牌掃地出門。
納粹符號永遠不會只是符號，光復中學的師生需要學習，全台灣的我們也都需要學習，因為在這座島嶼上三不五時就出現新開張的主題餐廳有毒氣室，就出現年輕人穿著SS軍服在網頁上帥氣亮相。這樣的學習不僅只是對遙遠的他國表達尊重、對人類的浩劫表達同理，更是因為台灣也有我們更切身的創傷符號，像二二八或白色恐怖，也有我們需要去感受當下台灣因創傷符號的沾黏所一再糾結纏繞的對立、衝突、矛盾與失落。
錯誤的出現，正是教育的最好契機。如果學生一心想要搭救被迫下台的校長，那就讓我們真心期待可以看到以學生為主體（而非教育部由上而下的粗暴嚴懲）所可能進行的反省行動，期待看到他們將自己一時的無心之過，反轉成為自我教育與教育全台灣人的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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