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沒有說「五十而求仕，六十而待用」這種話。說以上那段話時顯然已到七十以後的最後晚年了。所以這也是他回顧一生努力的總結。
孔子把自己的一生分作六個階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篇第四章）
這段話對了解孔子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到，他完全是從求學求道的過程來敘說的。完全沒有把政治活動列進去作生命的段落。所以，他可沒有說「五十而求仕，六十而待用」這種話。說以上那段話時顯然已到七十以後的最後晚年了。所以這也是他回顧一生努力的總結。
十五歲，決定致力於研究古典文化
孔子十五歲以前的事，記載甚為缺略。事實上孔子十五歲以前是一直在為確定自己的身分而煩惱。他十五歲那年，母親徵在去世了，他把母親的棺材抬到大路中央交叉路口便坐下哭了起來。引來很多人圍觀並指責他。他說他的目的是要把母親的靈柩與父親合葬，卻不知道父親的墓在哪裡。後來，有一位鄰村的婦人帶了身強力壯的兒子一起來了。告訴孔子他本來認識徵在，而他兒子是當年拉車把叔梁紇的靈柩運去埋葬的。於是這樣孔子終於找到了父親的墓地，也知道了身世的一切。叔梁紇是名紇字叔梁，這樣把名放在字後面而稱呼人的用法，可能是宋國的傳統，叔梁紇往上好幾代也都是這樣用，其他家族則沒聽說過。魯國其他人也都沒這麼叫的。到孔子時大概也都已不這麼用。所以從來也沒有人把孔子叫作「仲尼丘」的。
而他母親為什麼一直沒告訴他呢？因為《史記》與《禮記》均有記載他父親與母親是「野合」而生孔子。據估計，是自由戀愛的結果。叔梁紇是當時有名的武士及大力士，曾在戰鬥中一手托住城門而救了很多人的命，聲名顯著。身材魁偉而儀表甚好。他母親當時大概才十五、六歲，一見就喜歡上了他。叔梁紇雖已有正妻，但當時男人多幾個妻妾是很正常的，對這樣一個可愛的少女的愛慕當然是無法抗拒的。而徵在還不顧一切的要和叔梁紇生個孩子，於是一起到尼山的山神廟去祈禱後，大概為了就近獲得神靈的感應，就在附近草叢中「野合」了。而叔梁紇的大婦（正妻）是妒忌心很強的，叔梁紇就另外弄了一間房子把徵在藏著，但始終沒有名分。所以孔子只能算私生子。這樣總算過了幾年甜蜜的生活，到孔子年方三歲時，叔梁紇卻不幸病死了。徵在決定要忠於她的愛情，不另嫁。就帶了孩子回到她父親，孔子的外祖父，顏家去住。孔子是由她與外祖父共同撫養的。關於叔梁紇的事就一直對外保密，也不告訴孔子，怕萬一小孩子講出去，叔梁紇的大婦會來害他。所以孔子早年應該是跟著母親姓顏，或者根本不稱姓只叫他「阿丘」就是了。孔子後來對顏回特別喜歡，很可能是因為覺得同為顏氏本家吧？而孔子在顏家時，因「父不詳」也很受人賤視，所以孔子後來自己說「吾少也賤」。後人有為「野合」一詞辯護的，說是由於兩人年齡相距很大，於禮不合，故稱「野合」。但孔子是專愛講「禮」的，既與禮不合，當然也就不願提了。
孔子的外祖父，據研判可能是個盲樂師，以去參加各種祭典而吹奏樂器為業。去參加時則都是由幼年孔子牽了他同去參加。所以孔子幼年時就對各種禮儀相當熟悉。孔子後來，在車上見到路上的盲人時，都會起立或下車致意，很引起他學生詫異。其實是每次看到盲人就使孔子想起外祖父而動情的要表示出懷念與敬意。孔子的外公當年經濟情況當然也是不好的，之所以願意接納他女兒帶了外孫來同住，則可以讓小外孫幫著牽他走路，對他應也是可喜的事。
以上是孔子早年的情況。當代旅居日本的學者林復生在其《孔子新傳》中有相當長的推論敘述（除了列入附註的對古文的引用外還長達三十餘頁），我並沒有接受他的全部觀點，採納了其中一部分推縯，又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推論，寫成了以上敘述。
於是，孔子從十五歲解決了身分問題而且回到了士的階層起，他開始尋求人生的道路。他從小厭惡武力與暴力，喜愛詩歌禮樂，因此並沒有選擇作與他父親同樣的著名武士，決定致力於研究古典文化。所以「志於學」就是立志去學習古典文化以求了解人生的正道。而作為貴族階層最起碼一級的士，首先要掌握的就是「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這些除了「鄉飲酒」禮儀中要用的「射」禮他可能要加點練習外，其他各項他本也已基本掌握。他當然繼續鑽研，到二十幾歲時就開始授徒了。教的也就是這「六藝」。
而從孔子一生來講，當時他開的是「初級班」，教材是「六藝」。後來晚年周遊列國回國後開的是「高級班」，教材是「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六經」。這初級班與高級班的六個項目，雖然其中有三項在字面上是相同的，但內涵則不同。初級班的「禮」、「樂」都是實際應用的儀式與曲譜的講習，高級班的禮、樂則都是講有關理論，如《禮記》中的〈樂記〉，就是高級班才要講的。初級班的「書」是學認字寫字，高級班的「書」是研讀《尚書》。至於「射」、「御」、「數」這三項則孔子大概覺得只在初級班教了也就夠了，並無高級課程可教。至於「詩」，孔子一向是很重視的，何以「六藝」中竟然沒有呢？這也可見在孔子去見老子之前，能掌握的詩的材料還是很欠缺的。到從老子那兒得了大量詩篇回來後，又叉開了從政與流亡的年頭，到高級班開課才正式列入了課程。
三十歲，立於禮
「三十而立」。上面說到孔子在二十幾歲時已開始授徒。到三十歲時，他對「六藝」已十分熟悉，足可自成一套教學系統，是所謂「立」。就他個人來講，則「立」更是指「立於禮」。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使人得到啟發，禮使人立定腳根，樂使人的品德得以完成。詩，其實是在三十歲前、十五歲後的第一階段就在誦習的，當時雖尚未從老子處獲得大量詩篇（作者按，請參考另將刊於《文訊》月刊的〈老子若干問題新論〉第五節「《詩經》為老子與孔子合作編成」有關部分。），而已在流傳的若干篇也已足供啟發，例如「國風」開始的「周南」與「召南」兩組，是周公與召公所輯，魯國應本就有，不必從老子處得來。而孔子對〈關睢〉是極表欣賞的（《論語》《八佾》），又還要他的兒子伯魚去讀「周南」「召南」，他對伯魚的讀書指導，也就是這兩組詩而已。可見孔子認為詩是最有啟發性的，所以「詩」是要與三十歲以前的第一階段相連繫的。「立於禮」則是孔子三十歲時自己的成就。
而既然他三十歲時已「立於禮」，何以到四十歲又要遠赴洛陽去向老子問禮呢？這可見他自覺對禮的根本精神在三十歲時已確立，而儀式上許多細節他也很關心要去找個老師再問問清楚。何況如前文指出他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去參觀老子主管的國家圖書館並向老子要一些詩的資料。只是對外宣稱其旅行的目的只是去問「禮」而已。
四十訪老子，學問大進
「四十而不惑」。前已指出，孔子四十訪老子，參訪了老子掌管的國家圖書館，於是學問大進。很多原本的問題都獲得了解決，故稱「四十而不惑」。其與六經的關係，則與書經尤其有關，《尚書》中原有些他不太理解的部分，也因此而都得到了答案。後來孔子又說「知者不惑」，孟子則有「我四十不動心」的話，可見在孔子、孟子，都認為四十歲是一個求學明道的關鍵年分。
所以這也是指孔子到四十歲已對歷史從上古直到春秋五霸時期都已不再有惑。而孔子和老子一樣都是對上古之世存有浪漫的幻想的，這時他也受到老子的點撥，知道羲黃堯舜時代是回不去的。但禹湯文武成康時期則是他認為應取法而謀求重現的，而這也正是他後來周遊列國到處奔走想要推行的理論路線。
五十學易，未發現《易經》男女平等的道理
「五十而知天命」。這句話當然是要與六經中的《易經》相連繫。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但孔子那時大概對《易》還只初步看了一點，如果當時已較有了解，可能隨後就不會去接受大司寇的職位了。大司寇這職位與孔子的專長顯然不合，他應該接受或要求擔任的應該是大司徒這樣主管教育的工作才對。而人家所以任他為大司寇，大概也還是認為他是著名武將叔梁紇之子、又身材魁偉的緣故吧？而他在大司寇任內也終於失敗的離職而去。事實上則是被逼出國離魯。孔子說如果更早一點學《易》的話就可以「無大過矣」。對他來講，接了大司寇這工作不正是他自己生平的大過嗎？
孔子離魯時，《易經》大概是帶在身邊的，估計到衛國定下來後也讀了一些。《易經》以陰陽並列而輪流列居於上，這其實是暗含主張男女平等之意。這一點從來沒有人能有所發揮。孔子當時可能有一些朦朧的體會，所以衛君的夫人南子要見他，他覺得並無不可，而隨後衛君與南子同坐一車上街出巡，而讓孔子的車子跟在後面，孔子也照做了。這兩事都引起與孔子去同流亡國外的子路的不悅。子路大概相當嚴厲的質問孔子。弄得孔子氣急敗壞的向子路說明他絕不是去走內線，更不是為去看美女那麼無聊。南子是有名的美女。其實若真是為了去看看南子的美貌而去又有何不可？可是回顧孔子之所以去魯，導火線不正是由於魯君為看齊國送來的美女而三日不朝嗎？孔子又跟在南子的車子後面招搖過市。看在子路眼裡，當然是更不行了。然而孔子本來就認為社會不能完全平等。所以對《易經》所顯示的男女平等觀念大概也始終只有過朦朧的感應而並沒有成為其思想之一環。孔子回魯後再度講學，來的有弟子三千，卻全都是男生，一個女生也沒有。大概一直到清代中葉的袁枚才開始招收女弟子。可見《易》理包括的男女平等的意義也經過了二千餘年時間未曾有人注意。即使到現在，我可能還是第一個指出。孔子晚年對《易經》很著迷，不斷翻讀，為之「韋編三絕」。卻也始終沒有發現其包含的男女平等的道理。
六十而通「樂的理論」
「六十而耳順」。這句話中的「耳順」兩字一向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其實都不過是猜測而已。在我看「耳順」這兩字即是指通「樂」，否則六經中的「樂」又放到哪去呢？而孔子對「樂」是很重視的。所謂通「樂」就是指完全弄通了「樂」的理論與道理。也就是前面說到的《禮記》中〈樂記〉的道理，不是演奏的技巧，演奏的技巧則孔子自幼就已懂了。也由於通了「樂」的理論，後來孔子的高級班就能予以講授。
或有些人認為「耳順」是指能接受別人不同的意見，又或以為是「在聽他人之言後即能判別是非」之意。這些說法，似亦言之成理，但其實並不很得當。因為孔子一向是很能聽受別人的意見的。孔子本來很不喜歡陽貨，可是後來陽貨特來勸孔子出仕，經陽貨申論其理由後，孔子也就答應了。而且隨後也就真的出仕了。孔子為什麼討厭陽貨呢？一般人因為孔子討厭他就把他當作反面人物。其實陽貨不能算是什麼壞人。至多不過是像現代若干政客一類而已。
孔子討厭他是因為早在孔子十七歲那年，陽貨主持了一個招待當地貴族知識分子的宴會，孔子那時正已確定是叔梁紇之子的身分，也跑去參加。陽貨聽說孔丘來了，走出去見孔子，一看孔子只穿了破舊的衣服，就說「你沒有穿規定的禮服，那我不能接待你」，把孔子轟回去了。孔子大概認為這是他生平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所以一直不跟陽貨見面。但事實上這一來卻使孔子是叔梁紇之子的事大大的傳開了，對孔子社會地位的確立是有幫助的。這時，距這事已過了三十年。陽貨地位比三十年前又高了不少，很有權。孔子則已四十七歲，也已頗有名聲，而尚未有其他權臣的延攬。陽貨想把孔子拉過來，一方面增加班底，一方面也可得提拔在野才俊的美名，就擺出禮賢下士的風度親自去拜訪孔子。孔子知道陽貨要來，就以正好外出來躲開他。可是說巧不巧，卻仍在路上碰到了。孔子只好和他打招呼交談。談話後孔子同意去任官。（談話內容詳見〈論語．陽貨篇〉）。但孔子尚未去。而過了兩年，陽貨與另一權臣公山拂擾聯合在費邑把季桓子扣了起來，要改造政府，一面則仍宣稱效忠魯君。有點像當代泰國軍事政變之所為，並來邀孔子去參加他們這一派。孔子覺得他們既能欣賞他，他對季氏三桓則本來也是不以為然的，還頗有意要去，卻被子路勸止了。這可見孔子對陽貨已改觀，認為未嘗不可合作。而子路反對，他就又不去了，可見孔子是經常接受各種意見的。（見何晏集解《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七〉）
故「耳順」還是以釋為通「樂的理論」為妥。
七十修《春秋》，不踰大原則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句話是要與孔子修訂《春秋》相連繫的。孔子修訂《春秋》是在他回魯之後把詩、書、易、禮、樂都整理好了之後的最後工作。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就是在他修訂春秋時都能按己意加以「筆削」而不會逸出既定的大原則。他的大原則主要就是遵奉文武周公之道。這工作他自己很重視而且很堅持自己的是非標準。所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後來孟子說「詩亡而後春秋作」（《孟子》〈離婁〉），這句話又如何理解呢？《春秋》怎麼會是繼《詩經》呢？原來一般人讀《詩經》愛讀的是〈國風〉與〈小雅〉這些藝術性較高的作品。但〈大雅〉與〈頌〉雖較無藝術性可言，卻是寫歷史的，正是發揚文武周公之道的。孔子寫《春秋》時讀的詩的篇章正是這些。所以《春秋》是繼承了〈大雅〉與〈頌〉的精神的。而其文字則也無藝術性可言。它是一部魯國歷史的大事年表，以一萬八千言寫二百四十二年事。後人又指稱孔子在完成後是以口授給子夏，然後子夏又以口授給公羊高與穀梁赤，成為《公羊傳》與《穀梁傳》，這話甚為靠不住。請問這樣一部枯燥的大事年表又如何能由口授而記下來呢？
但更重要的是《春秋》原本無論孔子的修改本或魯史原稿本，根本都是早已亡失，現行能見的其實是漢初以來董仲舒之徒所重造的偽本！這話可能有人要大吃一驚，因為從來還沒有人說《春秋》是偽書的。現在試分析一下：須知秦始皇焚書最主要的就是要焚各國史紀，《春秋》是魯史，當然在必焚之列。誰要藏著而被發現是要殺全家的，又有誰敢藏呢？後來漢初徵求先秦遺書時，有一位年已九十的伏生，曾任秦博士，背了《尚書》二十九篇出來，其他則未有，無《春秋》在內（《漢書》〈儒林傳〉）。另外，後來有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數十篇」（《漢書》〈藝文志〉），亦無《春秋》在內。另外所謂口授公羊傳與穀梁傳並還有個傳授世系表則事實上是靠不住的，最初由口授年表就已不可思議，而傳授表所列其實都是空名字，就是說所列某人傳某人，這些人沒有任何其他資料可證明有其人，只是列了個名字而已，是完全可以編造的。
還有一個文字本身的證據可以說明絕非孔子原本，那就是第一句「春王正月」四個字！按古代有所謂「三正」，就是指商、周、秦三代每代正式統一「天下」後就要把歲首（就是新一年的起算點）提前一個月，所以商是以十二月為歲首，周又提前一個月而以十一月為歲首，到秦代又提前一個月而以十月為歲首。但儘管更改歲首，並沒有更變月號，故十月仍稱十月，漢初則仍用秦曆而每年仍以十月為起點。於是當時有改曆運動發生。而孔子屬於周代，亦主張從周，故其每年的起始應寫為「冬王十一月」才對。而這漢武帝初年出現的本子其第一句就是「春王正月」，這是夏曆。孔子為魯作魯史絕不可能用夏曆。所以看這本文第一句就已可見其為偽，是董仲舒之徒為要促成改曆而製造的「偽骨董」。
而漢武帝是很贊成改曆的，改曆後一切都可以另來一套，很過癮！所以也立刻接受了所獻上的此書，並頒行天下。從此化偽為真了。
所以孔老夫子的原著其實並沒能留傳下來。所編樂經的曲譜也沒留傳下來。倒是其編整的《詩》《書》《易》與《儀禮》及門徒所記的《禮記》《論語》都留了下來。所以他無法被認為是史學大師，而是文獻學大師，當也是偉大的思想家與教育家，但他自己很重視的《春秋》中的政治思想，則恐怕不怎麼樣。《春秋》中的政治思想無非是主張恢復西周的制度秩序，對制度無所創新，也還不如孟子能主張暴君放伐、民貴君輕的理論。
以上述今本《春秋》為偽，在所謂「春秋三傳」中還有一本《左傳》還沒說一下。《左傳》如何呢？《左傳》原名《左氏春秋》，本是與孔子的《春秋》不同的一本書，是漢初出現了新本《春秋》後，把年分配上去的，配不上的部分則被割下來成了《國語》。先秦每人著作都是合成一本，獨左氏有兩本，其故在此。《史記》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記》〈太史公自傳〉），則其書或本稱《國語》，是把可供與《春秋》年表配合的割下來也不一定。這本來論者已多，不是什麼新論。姑簡單附此作一交代。
以上就是孔子人生六階段與六經的關係。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