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有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後被處以「宮刑」，便更莫名其妙了，他如犯的是「色戒」，得此刑罰尚有可說，而他只是在朝廷辯「李陵之冤」，挑戰了皇帝權威，怎麼說也不及此刑，可見「以眼還眼」的不可靠。
體罰指給受罰者身體受罰。表面是身體受罰，但也有精神層面的傷害，所有身體上的懲處，都有精神方面的含意的。
大概緣自古代的「肉刑」吧，所謂肉刑，是指讓受刑人身死或留下身體的殘缺。在中國肉刑共分五種，最輕的一種是在犯人臉上刺青，這在古時叫作「黥」，臉上刺了青很難消失，這犯罪的標記就永遠的跟隨這人，直到他死。還有「劓」，從字面就知是一種割除犯人鼻子的刑罰，「刖」是砍斷犯人腳，「宮」是除掉男人的生殖器，「大辟」則指砍他腦袋，乾脆連命都除了。
這些酷刑是緣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復心態。「殺人者死」也許是對付殺人者最簡便的辦法，不過犯罪很複雜，簡約的方式不見得處理得了，譬如有「殺人償命」這句話，表面看似公平，但當他所殺不只一人，能否「償」得起便是問題了。還有殺人是有意而殺是過失而殺呢，也須分辨，而過失也分程度，不能一概而論。西漢有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後被處以「宮刑」，便更莫名其妙了，他如犯的是「色戒」，得此刑罰尚有可說，而他只是在朝廷辯「李陵之冤」，挑戰了皇帝權威，怎麼說也不及此刑，可見「以眼還眼」的不可靠。
我說體罰可能緣自肉刑，是從懲罰者的心理角度來看的。懲罰者通常居於比較高的位置，認為受罰者所犯可以由其肉體上的創痛而得到平衡，一個人在路上挖了一擔土去，就叫他另擔一擔土來填平，「打你就是叫你另擔一擔土來。」這是我聽一位熱中體罰學生的老師說的。
他把問題簡單化又制式化了，但體罰都實施在地位懸殊的狀態下，也就是居上位的人才可以罰人，受罰者根本沒有辯解的機會，或者有機會也不知道如何辯解，只有自認「活該倒楣」。
我自幼失去父親，父親是否會打人，我不知道，但我母親是會打我的。母親是個身材矮小的弱女子，沒讀過書，不知道現代教育的理論，她服膺的是「棒頭出孝子」傳統那一套，認為父母打罵子女完全合情合理，而且打孩子是自己家的事，別人是不該管也管不著的。她打我的時候，下手總是很重，好像從不顧惜我是她所生，常常弄得我很痛，這是我記得的。
有時是因為淘氣，孩子總有淘氣的時候。但我記得我小時，並不是個頑皮的小孩，我很少跟別人打架，也很少跟別的男孩玩流行的遊戲。當時男孩喜歡打彈珠、丟橄欖子，都得在泥上爬來滾去，還有一種甩紙牌的遊戲也是在泥地上玩，常弄得一身髒，我很少或者根本不玩，這緣於母親不准我玩，還有我的天性不太愛玩。有時在學校玩大隊人馬騎馬打仗的遊戲，四個人一組，兩組兵馬高速衝撞，相競把對方武士拉下馬背以算輸贏，這種遊戲天寒地凍時可以增加熱力，學校的男孩子特別愛玩。因為關係班上的榮辱，有時我不得不參加，但事後總記得把衣服弄乾淨才回家，也不記得母親因我在學校玩了什麼而責罰過我。
我母親失去了丈夫，手邊只有我一個男孩（她曾有其他男孩，不幸早死了），所以對我有很多期望，傳統中國寡母好像一向如此。她對我是不是「有出息」好像特別在乎，但她也很難把什麼叫作「有出息」說清楚。我想她說的有出息，是指我在一切方面都表現良好，讓她覺得有我這兒子很光彩，至少不丟她的臉、跌她的股。眷村人多，最喜歡跟人比，尤其我們寄居姊姊家，身分很特殊。其實我在學校的表現如何，母親並不清楚，還有表面上我還算「乖」，很順她的意，心理上的叛逆，是到高中之後才有，這一點她並不知道，因為那時候她已過世了。
母親在生氣之下打我，也常用手擰我，她做過粗工，擰人很痛。小時我跟她睡一張床，我尿床了，她必定打我，有時我先醒了，總是暫時用身體「摀」住墊被，期望她不會發現。有一次她伸腳過來，探到一片濕，嘴裡說：「這麼大了還，沒出息！」便用力將我踢下床，當然後來還加上一陣毒打，讓我一天都不好受。
有時在外與人發生過節，事情弄大了，大人會帶著小孩到別人家「告狀」，母親聽到別人說我的壞處時，往往不分青紅皂白當眾羞辱我，通常是一頓打，多數用手，或者看到附近有什麼可援之物，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往我腦門或身上送過來，這時旁邊有別的大人，會大聲要我快跑，以免不測。母親的情緒起伏很大，她對我虧欠別人的很在意，尤其有旁人在側，她的反應總是過於強烈，她要「做規矩」給別人看，表示她對我的管教很嚴格，其實是面子問題，弱勢的人特別怕丟臉。
我對別人情緒的體察，總是慢人很多拍，在以女性為多的家庭中，這是很不利的。在學校，我的遭遇也不很好，我在一般國民學校讀書的時候，當時老師多受過日本教育，認為體罰是很正常，除了打罵之外，老師會叫學生蹲跳或仰臥起坐，這些都是體育上的動作，說起來還有點強身的作用，但不當的體育，也是折磨。有的體罰則與健康背道而馳，就是要學生含粉筆頭，我記得有一位老師特別喜歡這樣，學生答不出問題，他會送上一塊粉筆頭讓學生含著，粉筆是滑石粉與石灰做的，有腐蝕作用，含在嘴裡當然不好，但那時的老師不管這些，學生也沒反抗的力量。
我在小學五年級時轉入一個軍用被服廠的子弟小學讀書，我二姊在廠裡服務，我轉到那學校，為的是學校的福利比較好，學雜費全免之外，還有免費的制服可領，但制服做得跟軍服沒什麼兩樣，要是現在，沒人想去穿它，而我們處在因陋就簡的時代，也就照穿不誤了。我剛轉進去的時候，學校的老師都是單身漢，只一個是女的，在低年級教唱遊，後來又來了一個女的，帶著一個比我還小的兒子，住在學校傳達室後面特別幫她隔出來的一個小房間。她的名字叫作吳志端，教我們的地理（當然還教別班的課，但教什麼我已不記得了），她怎樣教，教得好不好，老實說我一點印象也沒，唯一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我不知犯了什麼錯，被她叫到辦公室挨她打。她用竹條抽打我，出手不輕，這在當時不算稀奇，體罰稀鬆平常，大家見怪不怪，弄得我們被打的人，也只得曲意忍受，不思反抗，因為反抗無用。
但這件事後來變得越發奇怪，是她以後在學校，只要碰見了我，必定不問理由的要罵我打我，後來變本加厲，我幾乎每天都要被她打一次，有時是「刷」我耳光（學校南京人多，南京人把「甩」字多念成「刷」音），有時是叫到辦公室用藤條或竹條「抽」我。問題是我從來不明就裡，我也許得罪過她，但一次得罪不該「禍延」那麼久吧。我後來得到學校所有同學的同情，一看到她來，哪怕是比我低班的，便忙著叫我名字，要我快躲，但學校很小，總會被她碰上。這事連續了兩三個月，到學期結束，她不教了，帶著兒子離開學校，我的噩夢才算告終。
隔了幾年，我已經讀中學了，輾轉知道她是個在婚姻上受了傷的人，帶著孩子到偏遠地區名不見經傳的小學校，為的是躲避，也許等到事情平復，便才離開，原來她在我身上施加的偏執行為，其實是她不幸身世的投射。但這事對我而言極不公平，在我一生造成的負面影響，簡直無法輕述。
其一是我長期被她責打，使我潛伏在極深處的某些原始的「根性」顯示出來了。她打我往往是重擊，特別是她因臨時遇到我，也許在教室，或在走廊，因事發突然無法準備「刑具」，只有用手來甩我耳光，她出手毫不留情，簡直是狠著命的打我，有時打到我臉頰與耳朵相連之處一陣酥麻，使我頭昏眼花的暫時失去知覺。我後來發現我好像有點變態，我似乎滿喜歡那種酥麻的感覺，這使得我有時見到她來，明明可避也不見得要避，有點像吸毒的人，明知有害，卻止不了要吸它一口。這是我長大後才警覺到的危險，特別是閱讀了一些心理學的書之後，我性格中是不是有一種受虐的傾向呢？喜歡看人施暴，就算受害者是自己。這傾向有一種弔詭，受虐者往往會變成施虐者，但不論「施」與「受」都是受害的人，對受害者而言，這是命運，往往是身不由己，像昆蟲或小動物被捲入水中，完全無法抽身，只得隨漩渦而沉淪。
幸虧那施暴的吳老師一個學期之後離開了學校，我像經過了一場漫長的噩夢過後，終於醒來，醒來發現一切還好，我還是有孟子說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不忍心看到殘暴，也有「惻隱之心」，會體諒別人的悲苦，照聖人的說法是，我還是像常人一樣具有一個高尚人類的同情心，沒有成為變態。但這次經驗的另一影響，卻一直在我一生形成另一個陰影。
吳老師對我的體罰都是在公開場合進行的，有時在成群的同學面前，有時在辦公室，學生因為地位懸殊不敢過問，也許合理，而辦公室是全校老師所在的地方，包括校長、主任與我的導師幾乎都看到我受罰，一次又一次的，竟沒一個人對她的舉措表示置疑，更不要說為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了。辦公室因責罰我而形成一片肅殺氣氛是可以想像的，但只要我離開「刑場」，裡面馬上就恢復了祥和，幾個老師又談笑風生起來，這是我親身體察出來的。
我從五年級到畢業，班導師都由同一位先生擔任，他平常常穿中山裝，以前在大陸雖做過軍人，卻是位學養很好的謙謙君子，課餘常跟我們講文學上的事。他有本從古書影印的《曹子建集》，有一次翻到曹植〈七步詩〉，跟我們講曹氏兄弟之間「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故事。我曾寄望於他，想他也許會幫我處理我老是被打的事，譬如去問一下吳老師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要如何補救之類的，但他一次也沒提過。其實吳老師在辦公室責罰我，他都在「現場」目睹，然而事後他見到我，都洋洋如平常，好像從來沒發生任何事似的。
這事情影響了我，我後來一直認為，中國其實是個以鄉愿為主的病態社會，人與人只講關係，不講是非，人的同情，只講到與他有關的人身上，不是親人遇害，便沒人主持正義，萬一有人主持正義，也通常力道微弱，中國社會是一個偽善又沒有群體正義的地方。
這種感覺很不好，但從小跟著我，有一長段時期，它成為我對傳統文化與社會認識的基調。當然後來書讀多了，慢慢形成了變化，但要克服或改變這個認識，耗費了我極大的力氣，我後來對傳統文化價值的肯定，是從懷疑論入手的，這使得我的進步極為緩慢又充滿周折，我常想，假如我一生沒這個經歷該多好。
我大學畢業後到一個私立中學教書，這所學校開始很小，所收學生都是各校所剩餘的，資質不是很好，學校的老師求善心切，厲行「勤教嚴管」，體罰便是常態。
我後來仔細觀察，施體罰的教師其實對教育是外行的，以為嚴厲禁止能在各方面奏效。其實學生如果資質差，不會讀書，打了罵了不見得能管用，《中庸》上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表面上是說笨人用笨工夫也能成功，其實書上說的話是自勉，而非拿來勉強他人用的，要求資質不好的人排除一切狠命苦讀，通常不會有什麼結果。其次學生德行上的偏差，是心理上的或認識上的問題，細心的教師要好好的體察，設法輔正，一味的打罵，只能收表面齊一的效果，不能達到真正感格化成的作用，孔子就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我在體罰的環境中成長，後來任教時，也受學校影響，有時「不得不」也採取體罰的方式來對付學生（你不打，學生不「怕」你）。有一次學生畢業，閒談時我問三年之中沒被我「打」過的學生請舉手，發現竟然寥寥可數，當時我有些震撼，覺得自己太對不起他們了，又為自己的行為覺得傷感又無助。體罰的施者與受者，都像陷落在噩夢中人，非常想擺脫而總擺脫不了，這是它的困窘。
一個噩夢連連的晚上，我在夢境中處罰我的小女兒。她那時正在讀小學，是個很聰明又乖巧的女孩，不知為什麼，那次竟然「犯」上了我，理由為何，我不復記憶，夢中的我不得不對她施加體罰。我勢必打痛了她，讓她也動了氣的更不聽我使喚，對峙的僵局下，一陣羞辱感逼得我出手更重，我不自禁的甩出一記耳光，她被我打倒在地，她不再起來，我才知道，她竟然被我打死了。我在絕望的深淵中大呼大叫，終於被身旁的妻子搖醒，才知道，那只是個糟透了的夢。
我後來遇到衝動，便常想起這個夢，只要想起它，我不穩的情緒總得以控制，千萬不要惹出自己無法負擔的錯啊，我提醒自己，我的情緒性格中可能藏有施虐的因子，從我自小被體罰不思逃避可以看出。幸好那場噩夢提醒了我的另一個良知，讓我即時覺醒不再沉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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